广州天河本地信息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1927年9月9日的秋收起义、1927年12月11日的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起义。其中，广州起义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大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部分起义部队后来转战到海陆丰、井冈山、百色等地，在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为这次起义，广州的一条路，改名为“起义路”。这条路上，就在当年起义部队浴血奋战的地方，有一座广州起义纪念馆。在这里刚刚重新提升亮相的基本陈列中，一条红布带成为了焦点。这件国家一级文物不仅被陈列在最醒目的展柜离，也被设计在展馆的序厅中。它就像一条穿越时空的纽带，将革命的风云和今天的宁静，连接在一起。
说到红布带，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红领巾。但与少先队员们胸前代表着“红旗一角”的红领巾不同，红布带是广州起义战士的识别带，也是广州苏维埃政权的象征。
起义人员的身份识别标志
广州起义，是贯彻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共中央直接指导下领导广州地区工农群众和革命士兵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暴力革命，是对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军和工农群众的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新的鼓舞，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壮丽的一页。
今天的广州起义纪念馆绿茵环抱。这里在清朝光绪年间为广东高等巡警学堂；辛亥革命后为巡警总监部所在地，之后陆续改称广东警察厅、广东省城警察厅、广州市公安局等。至1949年，这里一直作为广东国民党政府警察最高机构所在地。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大革命遭到失败。为了挽救革命，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又发动和领导了广州起义。12月11日凌晨，起义爆发。经过激烈的战斗，起义队伍攻下了这座反动堡垒。约6时，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周文雍，饱蘸浓墨，挥就“广州苏维埃政府”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把它挂在公安局门口的铁棚顶上。广州苏维埃政府诞生了！
而这条红布带，就是广州起义最鲜明的标志。它是起义军身份的辨识，是革命之火淬炼而出的时代印记。
当年，参加广州起义的人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工人、农民和士兵，大家没有统一的服装。起义总指挥部决定，凡参加起义人员，需一律佩戴或手缠红布带，以便识别。由于起义前商店里的红布已被抢购—空，不少工人赤卫队队员把家中的红被面撕成一条条缚上手臂或系在脖子上，因此，这些红布带规格不—。
起义当天遇到了阴雨天气，红布带遇水褪色，不少起义军民在脖子或者是手臂上都留有红色的印记。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进行了大屠杀，凡是身体上有红色印记的人，基本都被认为是起义人员，遭到了杀害，整个广州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当中。红布带随着英雄的鲜血被践踏在战火的废墟中，但不屈的红色火种却在人们的心中种下。
白色恐怖里 杨馨坤藏起了一条红布带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这条红布带，是当时的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第一中队队长杨馨坤烈士遗留的物品。
据老文博专家苏乾在《四件广州起义珍贵文物的由来》中的说法，广州起义前，总指挥部发给每个武装起义指挥员一个中山牌袋表、一个指南针和一条红布条，“红布条是参加起义成员的标志，所有人员都要拴在手臂或颈项上；中山牌袋表是起义指挥员统一时间使用的；指南针是起义指挥员辨别方向指挥战斗用的。”起义第二天下午，广东工农兵拥护苏维埃政府大会在丰宁路西瓜园（广州日报社原社址）举行。杨馨坤和战友高平玉也参加了大会。
大会快要结束时，国民党反革命武装部队在美英等帝国主义军舰的配合下，从河南（海珠区）渡过珠江，在西濠口登陆，向刚刚诞生的广州苏维埃政府反扑。据苏乾的记述，杨馨坤、高平玉得知消息后迅速把开会前张贴四周、浆糊尚未完全干透的标语取下来放进口袋。接着，杨馨坤率领队员奔赴前线，抗击敌人。
在数倍于己的反革命武装进攻下，起义终告失败。撤退时，杨馨坤、高平玉回到家乡英德黎洞乡南坑莲花坳，把随身带回来的中山牌袋表、指南针、标语、红布条等物品留下，嘱咐当地青年革命同志好好保存，永作纪念。因为此地偏僻险要、交通不便，反动军队不敢进来，农民运动前辈杨殷早前已指令青年梁仁声、冯杏三、谢华等组织了宿山革命委员会，开展革命活动。当时一些其他革命组织的纪念品、文献资料都送到这里保存。
据苏乾的记述，后来杨馨坤参加广宁农民起义，被捕牺牲；高平玉在平原县秘密活动时被捕牺牲。此后，革命形势暂处低潮，这些文物由谢华带回家秘密保藏，虽经国民党军队多次搜査和日军的骚扰，均未被发现。梁仁声改行从医，解放初期在佛山开设个人医务所。
1959年春，梁仁声携妻子谢石娣（谢华的姐姐）回老家英德探访亲故时，在谢华家中惊喜发现这批非常珍贵的革命文物。后来无条件捐献给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旧址纪念馆保存。当年“十.一＂，它们如期在全国总工会旧址纪念馆展出，后来纪念馆归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管理，红布带就由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保管。
起义是挽救中国革命的伟大壮举
现在的纪念馆中正对大门的中楼，上下两层，坐东向西，是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办公楼。楼下分三开间：南间为起义总指挥张太雷的办公室；中间为苏维埃政府会议室；北间为临时救护处。张太雷曾在此主持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以及工农兵执委代表第一次会议，通过了苏维埃政府宣言。二楼南面有两个办公室，苏维埃政府委员和工人赤卫队负责人周文雍、杨殷、陈郁等人曾在此办公。北楼是工农红军的指挥部，二楼为工农红军总指挥叶挺、副指挥叶剑英、参谋长徐光英以及省委军委负责人聂荣臻等人的作战指挥室。南楼是警卫连的连部和军械、杂物仓库。
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在华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树起了一面鲜红的旗帜。共产国际也对广州起义给予支持和指导。但由于敌强我弱，起义最后失败。
1961年，旧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广州市政府对旧址进行维修，并成立广州起义纪念馆，由叶剑英题写馆名。
专家指出，理解广州起义的意义，要把三大起义连起来看。毛泽东主席在《战争与战略问题》中指出：“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虽然只有短短的3天，但广州起义公开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号，也开创了城乡配合、工农兵联合举行武装起义的先例，是挽救中国革命的伟大壮举。参加起义的许多骨干继续为中国革命事业而顽强战斗，成为人民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不熄的革命火种。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卜松竹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王维宣
